张平

这是梁治平先生策划的一套《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丛》中的一本，关于中国农村的秩序、权威与公正的书，很厚，将近700页，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两个月。每天中午午休前、晚上休息前挤出时间来，大约每天20页的进度，有时忙，竟然忘了看；有时空闲，就看一个晚上。　

　　很早就计划阅读这本书，大概还是大二那年，我申报了一个本科生科研创新课题，把这本书列入了书单，最终却没有看。后来，在南平资料室，翻了翻，大概知道了目录。大四的时候，在周老师的办公室看到了这本书，他推荐我“好好地阅读”。然而，我却囫囵吞枣般，扫了一遍，要说记忆，仅仅是遗留在大脑里的一点吧，而没有任何笔记之类的东西。一本书，刚买的时候，溢着书香，摸着手滑，可当我看我之后，面貌却依旧没有变化多少，够不上“读书破万卷”的火候啊。　

　　整本书，大概可以分为两部门：前一部分，是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，主要是王铭铭、王斯福、罗洪光、刘铁梁等人的调查，对一些人类学现象，比如信仰、宗教、权威、家族文化，进行人类学分析。他们的工作，主要在于检验、分析或者批驳某些学者（如杜赞奇、韦伯等）的观点，分析了“现代化”、“现代主义”对于中国农村的影响。大致的观点可以这样概括：自上个世纪以来，清末、民国乃至于新政权都试图在中国的农村进行“社会监控”，瓦解“落后的文化结构”，但都没有成功，或者如杜赞奇所说的“国家权力的内卷化”，或者如王铭铭在福建美法村的调查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：传统宗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融合，甚至，传统还在某些方面“恢复”了；总之，“现代化”并没有占领中国农村，人们的信仰、权威观，还是传统的，现代主义的观点仅仅是在权力结构的形式方面占据了一定的道理。　

　　另一部分，便是梁治平、强世功、郑戈、赵晓力、赵旭东等人的，关于“乡土社会的法律、秩序以及司法制度”的理论研究、社会调研分析等。他们的观点认为：中国农村社会的儒家文化、地方性知识以及人情面子礼仪，使得在这种熟人社会中，法律的触角只能伸到有限的部分，甚至，“合理不合法”的现状阻碍了“法律的渗透”。“现代的法律”是形式理性、个人主义的，而乡土社会是实质理性、面子文化，两者如何才能互相接纳？梁治平认为，要进行“传统资源的再造”。　

　　整本书的内容大抵如此。　

　　苏力先生曾有一部文集，曰《送法下乡》。在序中，他以“为什么送法下乡”为题，阐述了“地方性知识”与“现代法律”之间隔阂，呼吁加强基层司法的实证研究，确实指出了问题的要害。　

　　然而，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思考，我以为，就吉尔茨的“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”的论断而言，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，从文本到实践，对于农村现实生活的血腥裁剪有多大呢？法官的“自由裁量权”（虽然德沃金反对这种说法）被“错案追究制”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司法的灵活性、独立性如何确保？　

　　有时，农村中的司法制度，就像一把冰冷冷的不锈钢剪刀，切碎了多少美丽风景？